因为，国体本无绝对之善，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源，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

在设立法院这个问题上，没有法律规定，最高法院的任何文件、报告和要求都没有效力。一旦管辖权发生争议，当事人完全可以以法律为依据，控告开发区法院违法抢夺管辖权，或者基层人民法院玩忽职守，对该管辖的案件违法不予管辖。

现九江市人大常委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的完善法院体制，改进审判方式，在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试设法院的精神，提出准予成立江西省共青城人民法院，作为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行使县级法院的审判职权。这种情况就使得法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总是保守的。）这些非法设立的行政机构也随时可能被撤销。内设办公室、立案庭、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庭、执行局、政治处、司法警察大队等九个部门。这是一个明确提出要在矿区成立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的法律询问，而且其重要理由之一是，成立这样的法院兄弟省市已有类似情况发生了。

而现在一种普遍性的状况是，很多地方政府在开发区设立了被称为开发区管委会的派出机构，这些机构实际上行使了一级政府的管理职能。而值得严重关注的是，这些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做法，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监督，并由有关部门及时予以纠正，相反却被当作改革或者制度创新的典范予以推崇。[39]同前注[30]，约瑟夫·拉兹书，第201页。

[31]但是宪法的工具性有别于其他事物的工具性，宪法的工具性是通过规范性来实现的，宪法是规则之治的工具，不是任意之治的工具，一部不具备规范性的宪法，不可能达到规则之治的目的。[13]长期以来，人们一讲到法，就想到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将党规视为法，最多称之为‘软法。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解决之道可能有两条：一是超越传统的专政观，使之与法治相符合。

[47] 四、结论 依宪治国的提出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将依宪治国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相信依宪治国将成为全民的行为准则。作为依宪治国依据的宪法，必须具有很高的规范性，否则不能担当依宪治国的重任。

[30]我国法理学界也无不将规范性作为法律的重要特点。认真研读实践宪法理论文本，就可以看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这一理论所隐含的推理逻辑，这一逻辑不仅排除了对现实的价值评价本身，而且排除了对现实的规范评价—宪法评价，结果就将可能违反宪法的规范与实践统统归入宪法渊源，甚至称其为宪法的法上法。而每一种不同渊源的不成文宪法，又具有大量的宪法性文本以及广泛而丰富的历史素材和政治实践。[34]在2012年纪念现行宪法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相同的命题。

四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宪法的一段话值得重视：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1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法院报》2015年2月3日。[5]形式法治优先已经被不少学者从不同侧面证成，例如，陈金钊：《对形式法治的辨解与坚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1970年下半年，在全国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会上，梁漱溟对此表示异议。

《党章》……就其在中国宪政生活中发挥的规范性作用和地位而言，其真实效力甚至比成文宪法还重要，因此，从‘实效宪法的角度看，党章作为规范性宪章，就其内容和发挥的政治作用而言，必须被理解为中国不成文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39]事实上，美国宪法的第一句话就不是规范性的，而是陈述制宪目的。

（5）规范性还是一个可论辩的概念，行为人可以依据它提出自己的要求，可以作为正当行为的理由，即它不仅指导人的行为，约束人的行为，也在于为人的行为提供理由。之下的最高这是明显的自相矛盾，这一表达方式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宪法》中立即被纠正。

虽然说修改宪法是个需要慎重对待的大事，不过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也是实情。[16]姜明安：《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与作用》，《能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2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news. xinhuanet. com/legal/2014-10/28/c_1113015330一htm,2015年8月5日访问。这里的本宪法指称非常明确，不允许有第二种解释，只能是1982年《宪法》本身。[44] 三、依宪治国与宪法规范的不矛盾性 依宪治国的宪法应当是保持规范的不矛盾性，形成一个合逻辑的体系，才能担当依宪治国的重任，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应该说这一定性是十分到位的。

我们可以将此表述为一般性要求。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42]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是：人权术语以及概括性保障原则的首次摄入（第33条第3款）、私有财产权保障规范（第13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第14条第4款）的首次确立，土地收用补偿制度（第10条第3款）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保护制度（第11条第2款）的进一步完善等等。[37]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中国是制定法国家，明确将宪法典作为高于法律的一个位阶，学者所指陈的宪法性法律，其本身明确规定是依据宪法制定的，[6]这里的宪法显然只是指宪法典。不成文宪法的倡导者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的不成文宪法或者实践宪法—实践中的宪法。

富勒将规范性作为法律的内在道德之一，一套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系统所必需具备的首要素质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有规则存在。特别是宪法的四次重大修改，每一次都使宪法的规范性有了很大提高，对此，有学者列举了六个方面的表现，[42]笔者认为说得非常到位。例如，邓小平同志就说过，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用宪法学的理论语言说，中共中央是控权的常在代表机构，这是主权意义上的制宪权代表。

198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逐步走出这一认识和实践误区。

党的领导地位是由法律确定的，在法律的架构中实现的。既然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就不可能存在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更不可能有什么宪法的法上法。

对于中国宪法来说，形式合理的宪法需要面对三个问题：一是宪法渊源问题，二是宪法的规范性问题，三是宪法的逻辑合理性问题。宪法作为法家族中的一员，与其他法律相较，它在性质和内容上有两个不同点，这两个不同点增强了它的规范性需求。

童之伟、秦前红：《司法体制改革需要走向司法独立》, http://www. 21 ccom. net/articles/zgyj/fzyj/article_2012091067325. html, 2015年8月6日访问。他说，近代宪法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太大，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在不存在判例法的地方，当然也不存在宪法判例这一渊源。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什么是宪法渊源？具有相当共识性的观点是：宪法的渊源指的是宪法的表现形式。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更将依宪治国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因为在当时的政治词汇里，人民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只是指部分公民，因此，这两条实际上存在内在的不一致。这就指出了党纪与宪法的差异。

无论从依宪治国的提出，还是依宪治国的官方解释，依宪治国都是从依法治国发展而来，是依法治国的进一步深化，这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依宪治国提出的历史就可以知晓。1．法律具有规范性，宪法作为法律必须具有规范性。